爱泼斯坦：新中国对外宣传的“高级顾问” | 社会科学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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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题：爱泼斯坦：新中国对外宣传的“高级顾问”
作者：上海社会科学院 徐锋华
◤新中国成立之初，面临着并不太妙的国际环境，“对外宣传”成为当务之急。党和政府对此格外重视，特别聘请经验丰富的外国友人来协助工作。
爱泼斯坦是其中比较著名的一位专家，为此辛勤奉献了五十多年的宝贵时光，被誉为新中国对外宣传事业的开拓者之一。
爱泼斯是1915年4月出生于波兰华沙的犹太人。1917年他随父母移居中国，1931年到《京津泰晤士报》任记者，开始新闻工作生涯，三年后因观点较激进而被开除。
1938年春,爱泼斯坦(戴眼镜者)在开赴台儿庄战场的火车上
1934年他作为流动记者和自由撰稿人向国外出版物投稿。任《北平时事日报》兼职记者期间，国民党一再发布宣称毛泽东、朱德等红军将领死亡或被击毙的官方消息。针对这些不实报道，爱泼斯坦为这条新闻加了个标题“朱德再次被杀”。不久，报社通知不再需要他。
1937年起，他担任美国合众社记者，报道中国军民痛击日军的事迹，如著名的台儿庄战役。1938年夏爱泼斯坦被调到广州，9月第一次见到宋庆龄，给他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。广州沦陷后，爱泼斯坦赴香港，应宋庆龄之邀加入保卫中国同盟，接手宣传工作，负责编辑1938年创刊的英文报纸《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》。
1944年，爱泼斯坦以《纽约时报》和《时代》周刊记者的身份，与另外几个外国记者一起到陕北访问，他采访了毛泽东、朱德等中共领导人以及许许多多为抗战而奋斗的军民。他在《纽约时报》等报刊上发表的有关延安之行的20多篇报道，最后著成《中国未完成的革命》一书，与史沫特莱的《中国的战歌》等相继出版，向全世界报道了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抗战的真实情况。在延安访问时，他还对中共的对外宣传工作提了不少很好的建议。其间，经他协助，新华社完成了第一条英文新闻稿，在延安的窑洞里，通过手摇发电机的电波传播到世界各地。
1946年爱泼斯坦夫妇到达美国，帮助“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”开展工作。这是一个新的组织，其成员是反对美国支持蒋介石、干涉中国内政的美国进步人士和自由主义者。他还加入美国援华联合服务会，和曾在“保盟”上海分会工作的耿丽淑一起支援中国，并于1948年加入美国共产党。然而形势突变，援华会停止供给并公开进行反共宣传，于是他们毅然退出。12月，他们在纽约另组了一个新的机构——中国福利呼吁会，耿丽淑任董事会主席。经过不懈的努力，他们不仅成功输送了四批“友谊物资”到中国，更重要的是，减轻了美国对新生中国的嘲讽谩骂。
不久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，爱泼斯坦深受其害，决定返回中国。恰巧此时宋庆龄正筹划创办一份英文刊物，遂邀其来华相助。1951年3月初他克服重重阻力，由美国绕道波兰奔赴北京。初期，他为新中国出版的第一个对外宣传刊物《人民中国》英文半月刊改稿，担任顾问。1952年《中国建设》正式创刊，他就全身心投入塑造刊物性格形象的工作中，使之能为西方国家读者接受和喜爱，从而获得对新中国的正确认识。
《中国建设》从一开始就以与各国人民建立联系为己任。1952年底，其发行范围已达118个国家，反响良好。据驻外使馆反映，英国权威性的报纸《曼彻斯特卫报》称之为“绝好的宣传杂志”；日本和平促进会来函，要求准许他们在日本发行日文版；法国共产党机关报《人道报》国际栏主笔古达德建议出法文版；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拉丁美洲代表们，提出希望出西班牙文版。1956年，《中国建设》共出版623000册，并于中东地区打破发行空白。1957年出齐12期，共741500册。此外，1957年下半年还开辟了一些新的区域，如埃及、叙利亚、希腊、毛里求斯岛、斐济岛等地。
有一次，爱泼斯坦看到《中国建设》上一篇介绍陕西风俗民情的文章，居然只字未提陕北曾经是革命根据地，更没有说明今天的风俗民情与当年革命传统之间的关系。他很有意见，认为“我们要宣传中国的革命，宣传人民共和国；我们要真实报道，而决不应该掩盖缺点；我们应当适当交待中国在不同阶段的历史文化背景”。
《中国建设》经常刊登反映中国人民生活的精美图片，并成立“彩色委员会”专司其事，由执行编辑兼顾问爱泼斯坦负责，每张版面图片都要经过委员会的精心筹划和认真选择。这个优良的外宣传统，至今依然保持。
经过几年的发展，《中国建设》已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，开始驰名于世界。自1960年起，《中国建设》除英文版外，陆续增出了西班牙文版、法文版、阿拉伯文版、俄文版、德文版、葡萄牙文版和中文版。为了服务于世界残疾人，《中国建设》还与中国盲文书社合作，发行盲文英文版，好让新中国的信息及时传达到海外盲人的世界。
爱泼斯坦对对外宣传的实质非常清楚。“外国人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外国人，我们中国人对外国人来说也是外国人。这是相对的。关键是，我们要设身处地替外国读者着想，下决心使我们的报道能使外国读者明了。要明确一点，我们写东西是给外国读者看的，不是为了给发稿人（指签发稿子的领导人）看的。”
根据长期的实践经验，他逐渐形成自己的宣传思想和办刊方针。“宣传必须要有针对性”，“如果忘记了宣传对象，这些宣传工具就得不到应有的发挥和取得应有的效果，甚至完全没有效果”。当然，这并不意味着应该投外国读者所好，迁就他们的观点。爱泼斯坦一贯强调，对外宣传不是鼓动，而是解释，要解释我们的立场观点，说明我们对各种事物的看法，不应该躲躲闪闪。
同时，他指出，“对我们国家的成就却用不着去贬低。然而，同时我们也不应该掩盖我们存在的缺点”，“如果这是事实，就不必怕说出来，但要说明我们怎样对待这种落后现象的，这就不仅不会损害、反而会有助于树立我们国家的优良形象。我们并不像别人所说的那样掩盖问题”。
爱泼斯坦于1957年加入中国籍，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作为国内外著名记者和作家，他不仅通过大量新闻通讯、文章和专著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了记录和宣传；更是担当了新中国对外宣传工作的“高级顾问”，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对外宣传人才，在当代中国对外宣传上做出了杰出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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